商朝祭祀用人牲

商朝祭祀中使用人牲的现象在考古学和文献记载中均有明确证据，体现了早期中国青铜时代宗教祭祀的残酷性与政治宗教的紧密结合。以下从多角度展开分析：

1. 考古实证与规模

殷墟遗址：安阳殷墟王陵区发现大量祭祀坑，如武官村北地祭祀场出土1178具人骨，部分呈捆绑、斩首状。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时期一次祭祀用羌人达300名（《甲骨文》32042）。

墓葬人殉：贵族墓（如妇好墓）殉葬者达16人，中小型墓亦有1-5名殉人，反映层级差异。

2. 人牲来源与类型

战俘为主：甲骨文常见"用羌""伐羌"，羌方战俘占祭祀人牲70%以上（据董作宾统计）。郑州商城宫殿区发现的近百个头骨经鉴定多为15-35岁男性，部分有砍痕。

仪式分类：分为"伐祭"（斩首）、"烄祭"（焚人）、"沈祭"（沉水）等，殷墟H310祭祀坑显示人牲与牛、羊分层掩埋。

3. 宗教政治功能

沟通神灵：商王室通过大规模人祭强化"帝-王-祖"三位一体的神权体系，《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恐震慑：商后期人牲数量激增（尤以帝乙、帝辛时期为甚），可能与统治衰落时强化威慑有关。周原甲骨H11:1记载周文王曾参与商人的祭祀活动。

4. 文化嬗变

周代变革：西周确立"敬天保民"思想，《尚书·召诰》批判纣王"暴虐于百姓"，但陕西沣西遗址仍发现西周早期人牲残余，显示制度演变存在过渡期。

人类学视角：中美洲阿兹特克文明同样存在大规模人祭，这种跨文化相似性可能源于早期国家对暴力的仪式化垄断。

扩展知识：商代人祭活动存在明显的历时性变化，早期（二里岗期）规模较小，中期（盘庚-武丁）制度化，晚期（廪辛-帝辛）达顶峰后又骤减。这种现象可能与资源配置（战争俘获能力）、气候变化（公元前1200年左右东亚降温期）及周边方国关系演变密切相关。考古发现显示，商末周初的人牲现象存在明显的族群差异，东部夷人墓葬中的人殉传统延续时间较中原更长。

文章标签：

上一篇：清朝的疆域扩张与治理边疆策略 | 下一篇：楚熊绎封子男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