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货币制度变迁

五代十国时期（907-979年）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制度剧烈动荡的階段，政权更迭频繁导致货币体系呈现多元化、地域化和混乱化的特点。以下从六个方面系统阐述其变迁：

一、铜钱体系的延续与紊乱

1. 唐代遗产的延续：后梁、后唐等政权沿用开元通宝作为基准货币，但铸造质量显著下降。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发行的"天福元宝"重仅2.4铢（约1.5克），仅为开元通宝标准重量的三分之一。

2. 恶钱泛滥现象：割据政权为筹措军费大量铸造减重钱，如楚国的"乾封泉宝"当十钱实际含铜量不足标称值，引发江南地区"以铅锡杂铸"的恶性循环。

二、区域性货币体系的形成

1. 铅铁钱的兴起：闽国龙启元年（933年）王延钧铸造"永隆通宝"大铁钱，每枚当铅钱百文，形成"铅-铁"二级货币体系。考古发现福建地区出土铁钱占比达当地货币遗存的67%。

2. 楚国的特殊货币政策：马殷发行"乾封泉宝"大钱同时，实行"境内悉以帛代钱"政策，《十国春秋》记载湖南地区"民间贸易，以帛布为货"。

三、绢帛的货币职能强化

北方政权因铜荒频繁以实物纳税，后唐同光二年（924年）诏令"夏秋税征纳钱帛各半"，敦煌文书显示沙州地区绢帛计价占比达交易总量的45%。绢帛的"匹"成为实际记账单位，形成"钱帛并行"的双轨制。

四、劣币驱逐良币的加重

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灭佛铸"周元通宝"时，官方统计民间私熔铜钱铸造佛像现象导致流通铜钱减少约30%。《资治通鉴》记载河北诸镇"销钱为器，获利十倍"，致使开封地区出现"市井交易，唯用泥沙钱"的局面。

五、货币理论的新发展

南唐大臣韩熙载提出"钱法三弊论"：一是"铸者日少"，二是"销者日多"，三是"藏者不出"，反映了当时货币流通的三大症结。吴越国则尝试建立"金银见钱"制度，杭州发现的窖藏银锭多有"重五十两，盐税"等錾文，显示贵金属开始渗入财政领域。

六、跨政权货币流动现象

考古证据表明，前蜀"永平元宝"在荆南地区流通占比达12%，而南唐"唐国通宝"在吴越墓葬出土率达8%，反映割据政权间存在的经贸联系。契丹政权也通过边境贸易大量吸纳中原铜钱，赤峰辽墓出土钱币中五代钱占比达21%。

该时期货币制度呈现三大历史特征：一是中央铸币权彻底瓦解，形成"各镇自铸"的分散格局；二是货币材质从单一铜钱向铁、铅、绢帛多元发展；三是开始出现向贵金属货币过渡的萌芽，为宋代纸币的产生埋下伏笔。这种混乱状态直至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才逐步得到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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