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乐不思蜀亡汉

刘禅“乐不思蜀”导致蜀汉灭亡的说法源自《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中的典故，但这一观点过于简化了蜀汉灭亡的复杂历史背景。从史实角度分析，蜀汉的衰亡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刘禅的个人表现只是其中之一。

1. 蜀汉的国力短板

蜀汉在三国中先天弱势：据有益州但人口不足（约94万），经济产出远逊曹魏（443万）和东吴（230万）。诸葛亮《出师表》直言“益州疲弊”，北伐期间更是“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姜维十一次北伐进一步消耗国力，景耀六年（263年）蜀汉仅能动员10万军队对抗曹魏18万大军。

2. 政治结构危机

蜀汉政权存在严重的派系矛盾：

荆州集团（诸葛亮、蒋琬等）与益州本土士族（谯周、杜琼等）长期对立

刘禅宠信的宦官黄皓专权，导致陈祗、诸葛瞻等重臣与之争斗，姜维被迫屯田避祸

谯周在曹魏伐蜀时主张投降的《仇国论》，反映本土势力对北伐的抵触

3. 战略失误

姜维放弃汉中“拒敌于外”的传统防御，改为“诱敌深入”，导致钟会军长驱直入

成都尚有粮草兵甲，却因谯周等鼓吹“天命已去”而仓促投降

东吴援军被陆抗阻止，失去最后外援机会

4. 刘禅的政治表现

并非完全昏庸：诸葛亮死后维持政权29年，重用董允、费祎等平衡各方

“乐不思蜀”可能是政治自保：司马昭宴会上刻意表现无害，其子刘恂袭爵安乐公直至西晋永嘉之乱

但晚年放任黄皓干政，不战而降确属重大失责

历史修正视角

裴松之注指出蜀汉灭亡是“天命有归，非禅之罪”，现代史家田余庆则认为蜀汉的“外来政权”性质导致其难以整合益州资源。公元263年的亡国实质是弱势政权在长期消耗战后必然结局，与其归咎个人，不如视为地缘政治与经济实力较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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