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的清廉为官之道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政治家、书法家，以清廉刚直闻名于世。其为官之道不仅体现于个人操守，更贯穿于施政实践，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严格自律，生活俭朴

刘墉出身山东诸城官宦世家（父刘统勋为东阁大学士），但终生坚持简朴作风。史料记载其“居官四十年，家无余财”，衣着常着布衣，饮食仅粗茶淡饭。乾隆曾赐其貂裘，他却仅在面圣时穿戴，平日仍穿旧衣。这种自律甚至在死后得到验证——其丧事由嘉庆帝特批国库拨款办理，因其家产不足以负担。

二、不畏权贵，秉公执法

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刘墉曾弹劾乾隆宠臣和珅党羽国泰（山东巡抚）贪腐案，顶住压力彻查到底，最终促成国泰伏法。在江苏学政任上，他严惩科场舞弊，即便涉案者为权贵子弟亦不徇私。其司法理念强调“法行自近”，主张从统治阶层内部开始整肃吏治。

三、务实勤政，注重民生

任地方官期间多有惠民之举：①陕西巡抚时遇旱灾，首创“以工代赈”组织民众修渠筑路；②湖南任上整顿漕运积弊，革除“淋尖踢斛”等盘剥手段；③任直隶总督时简化讼狱程序，规定寻常案件需十日内结案。其施政始终贯彻“清、慎、勤”三字原则。

四、制度性反腐主张

除个人廉洁外，刘墉更重视制度防腐：1.推行“养廉银”制度规范化，使官员俸禄与实际支出匹配；2.建立“密折奏事”通道，鼓励基层官员越级举报贪腐；3.完善审计制度，要求州县仓库每季造册核查。这些举措被收入《大清会典》成为定制。

五、文化反腐的深层实践

作为书法大家（位列“清代四大书家”），刘墉常以文艺教化吏治。其《石庵语录》强调“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将儒家道德融入官箴。任江苏学政期间，亲自撰写《劝廉示》刻石立碑，用文化符号固化廉政理念。

需要指出的是，刘墉的清廉有其时代局限性：他反对和珅集团却未能动摇其根本，晚年为规避政治风险曾故作昏庸（“刘罗锅”传说部分源于此）。但其建立的监察体系与廉政规范，客观上为嘉庆初年和珅倒台后的吏治整顿奠定了基础。道光朝《国朝先正事略》评价其“持躬清介，晚节弥坚”，体现了传统士大夫“内圣外王”理念的实践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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