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伯仲伯作典

“义伯仲伯作典”这一表述并非历史文献中的明确记载，需结合上古传说与商周时期的官职制度进行考辨。以下几点分析供参考：

一、文献考据背景

1. 《尚书》中的“义伯”“仲伯”

《尚书·周书·君奭》提到义伯、仲伯等人物，但并未记载其“作典”事迹。二人或为周初辅臣，但汉代孔安国注疏仅称其为“天子之大臣”，具体职权未详。

2. “作典”的可能性解释

若“典”指礼乐法典，则《周礼》六官体系中，大宗伯（掌邦礼）、大史（掌法典）等职位可能与之相关。商周之际的“作册”（史官）负责文书典册，但“义伯”“仲伯”是否属此系统无直接证据。

二、上古官职与文献创作

1. 商周史官制度

商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等职，负责记录王命、祭祀。周承商制，《左传》提及“祝、宗、卜、史”四职，史官兼掌典籍编纂。但传世文献未见义伯、仲伯参与。

2. “伯”字含义考

“伯”在商周可指方国首领（如西伯昌）、排行（伯仲叔季）或爵位（公侯伯子男）。若“义伯”“仲伯”为爵称，可能属畿内诸侯，但无出土铭文佐证其与法典的关系。

三、附会与误传的可能

1. 战国以后的托古现象

《汉书·艺文志》载大量托名上古圣王的伪书，如《神农》《力牧》等。“义伯仲伯作典”或为汉代以降的附会，类似《管子》中假托管仲的言论。

2. 与“周公制礼”传说的混淆

西周礼乐多归功于周公，《尚书大传》称“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后世可能将其他大臣事迹嫁接于周公的同时代人物。

四、扩展：早期典册的传世

1. 现存最早法典文献

- 《吕刑》：西周穆王时期刑法记录，载于《尚书》。

- 睡虎地秦简：战国晚期律法实物，早于传世文献记载。

“作典”若存在，应属此类系统性文书，但尚无考古发现对应义伯、仲伯。

2. 甲骨文与金文的限制

商周出土文字多涉祭祀、征战，罕见完整法典。西周青铜器如《毛公鼎》铭文仅片段反映律法思想。

综上，“义伯仲伯作典”缺乏先秦可靠史料支撑，或为后世衍生之说。研究上古典章需结合甲骨金文、考古遗存与文献互证，避免将传说人物与制度构建直接关联。

文章标签：

上一篇：韦昌辉北王乱政 | 下一篇：金文记录册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