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逢吉滥杀朝臣

苏逢吉是五代十国时期后汉政权的重要权臣，官至中书侍郎兼同平章事，以残酷嗜杀著称。其滥杀朝臣的行为在《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史籍中有明确记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排除异己的清洗行动

苏逢吉辅佐后汉高祖刘知远期间，利用权势大肆铲除政敌。最典型的是借"李崧案"诛杀前朝重臣：后晋宰相李崧被迫献出宅邸后，苏逢吉仍罗织谋反罪名，将其族诛。此事引起朝野震动，连刘知远都感叹："吾亦知其冤，然事已至此，不可复奈何。"

2. 律法严苛与滥用刑罚

主政时期制定《大汉刑统》，规定"盗一钱以上皆死"。据《资治通鉴》载，有百姓因偷割他人禾穗被县吏判处族诛，苏逢吉竟批"诛其全族尚谓太轻"。其主导的"侍卫司狱"成为恐怖刑狱，官吏动辄以"谋反"罪名株连大臣。

3. 军事征伐中的屠杀政策

在平定杜重威叛乱时，苏逢吉主张"尽诛将士"，导致投降的幽州兵千余人被坑杀。这种残暴手段虽短期内震慑反对势力，但加剧了地方离心倾向，为后汉迅速灭亡埋下隐患。

4. 政治体制的破坏性影响

苏逢吉的滥杀导致后汉官僚系统严重断层，大量有经验官员被清洗。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批评："逢吉为人贪诈无行，喜为杀戮"，其行为加剧了五代时期"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的政治生态恶化。

需要补充的是，苏逢吉的暴行与五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在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乱世中，文官集团为巩固权力往往走向极端化。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分析，此类行为是"五代弊法"的典型表现，直到宋朝建立后才通过"右文抑武"政策逐步纠正。苏逢吉最终在隐帝刘承祐时期被郭威（后周太祖）击败，自焚而死，其家族也被诛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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