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桑之制在元朝的实施与发展

元朝的农桑之制是在继承前代农业政策基础上，结合蒙古统治特点形成的系统性农业管理体系。其实施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度渊源与政策框架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推行"以农桑为急务"（《元史·食货志》）的国策，沿袭了金代"劝农司"制度，于1261年设立司农司（后改称大司农司），专掌全国农桑、水利、垦荒事宜。1270年颁布《农桑辑要》，这是中国古代首部由中央政府编撰的综合性农书，系统推广中原先进农业技术至北方牧区。制度设计上实行"社制"：五十家为一社，社长负责督导耕垦，形成基层管理网络。

二、土地政策与生产组织

1. 土地分配：实行官田、民田并行的双轨制。官田包括屯田（军屯、民屯）、职田等，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统计全国屯田面积达17.5万顷。民田采用"验丁给田"原则，北方每丁限田4顷，南方沿用南宋经界法。

2. 赋税改革：在北方推行"科差法"（丝料、包银），江南延续"两税法"，但增加了"户钞"等蒙古特色税目。1287年规定"秋税亩取三升"，较宋代有所减轻。

3. 技术推广：大司农司在全国设立"劝农官"，推广《农桑辑要》记载的轮作制、棉麻种植等技术，促使黄河流域棉花种植面积较金代扩大三倍。

三、边疆开发与多元农业发展

1. 漠北屯田：在和林、称海等地设立军屯，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称海屯田收获粮食9万余石，实现了"漠北粮仓"的突破。

2. 云南开发：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期间，推广陂塘灌溉系统，新增水田20万亩，史载"收稻谷岁得十万石"。

3. 经济作物扩展：政府在浙东、江东推广桑树种植，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设浙东、江东木棉提举司，年征棉布10万匹。茶叶实行"茶引法"，年课税最高达4万锭。

四、效果与局限

1. 粮食增产：全国垦田面积由1200年的4.8亿亩增至1300年的5.6亿亩，大都粮仓贮粮曾达240万石。

2. 技术传播：维吾尔农学家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首次系统记录西北地区农业经验。

3. 制度缺陷：贵族圈占"投下地"导致土地兼并，1315年河南行省"民饥流亡者十之五六"；官田粗放经营导致生产率低下，江南官田亩产仅为私田的60%。

元朝农桑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农业技术传播与边疆开发，但受制于民族等级制度与吏治腐败，后期出现"田赋不均，农事废弛"（《元史·顺帝纪》）的局面，最终未能突破传统小农经济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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