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崔浩国史之狱

北魏崔浩"国史之狱"是北朝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于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该事件以司徒崔浩主持编纂的国史《国记》引发争议为，最终导致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北方士族集团遭受毁灭性打击。

事件的直接诱因是《国记》的编修引发两大争议：一是采用"直笔"书写体例，详细记载了拓跋鲜卑早期历史中"收继婚""部落争斗"等统治者忌讳的内容；二是将国史刻石立于通衢大道，公开宣扬"备而不典"的皇室秘闻。太武帝拓跋焘在汉族士人控告下震怒，认定此举"暴扬国恶"。更深层原因则是胡汉矛盾激化，崔浩推行的"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政策触动鲜卑贵族利益，其推崇的"五姓七家"门第观念引发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再分配之争。

案件处理过程呈现极端残酷性：崔浩被囚于铁笼，遭受"数十人溲其上"的羞辱性处决；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北方高门被族诛；牵连的汉人士族达两千余人。这次政治清洗使北魏汉化进程暂时受挫，但客观上为孝文帝时期更彻底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政治后果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中央集权加强，鲜卑贵族重新掌控核心权力；其二，修史制度发生改变，设立专职著作官且禁绝私修国史；其三，汉族士人调整政治策略，从"以夏变夷"的激进改革转向渐进式合作。崔浩事件反映了北魏政权胡汉融合过程中的深层矛盾，其"国史案"与南朝刘宋的"范晔谋反案"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北朝政治斗争的独特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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