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皙补亡诗经

束皙补《亡诗》是西晋时期文献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反映了魏晋学者对先秦典籍的整理与重构。以下是基于史实的详细分析：

1. 背景与动机

束皙（约261–303）为西晋学者，《晋书》载其“博学多闻”，尤擅古文。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古文尚书》等典籍已部分散佚，至魏晋时宫廷民间皆存文献残缺现象。束皙任职著作郎期间，针对《诗经》中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有目无辞的情况进行补作，此举实为延续汉代以来“补亡”传统（如司马迁补《史记》缺篇）。

2. 补作内容考辨

文本依据：束皙称所补六篇“依古义而采《周礼》注”，参稽《仪礼·乡饮酒礼》郑玄注中关于笙诗功用的记载，结合《毛诗序》体系重构诗旨。

文体特征：补诗采用四言体，模拟《小雅》风格，如《南陔》中“循彼南陔，言采其兰”显见《卷耳》句式影响。但与先秦诗歌相比，语言更为整饬，缺少口语化特征。

学术争议：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指出束补“非古辞”，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进一步考证先秦笙诗本为器乐无辞，束皙补作实为文人拟古。

3. 历史价值与局限

文献学意义：补亡行为本身展现了魏晋“重建经典”的学术取向，与郭璞注《尔雅》、杜预注《左传》共同构成古文献整理高峰。

思想史维度：束皙通过补诗强化“诗教”功能，如《由仪》中“万物由仪，遂性之乐”体现玄学“自然”理念与儒家的融合。

局限性：宋代朱熹《诗集传》明确将束补列为附录，指出其“徒拟形式而未得风雅之髓”，现代学者亦认为补诗更多反映晋代文学观念而非《诗经》原貌。

4. 相关延伸知识

西晋同期皇甫谧《补亡诗》亦属同类创作，可见当时学界风尚。

敦煌遗书P.2514号写卷存有晋代《诗经》异文，可证束皙时代《诗》文本的多元状态。

南朝梁萧统《文选》专设“补亡”类别，收录束皙之作，显示其文学史影响。

束皙补《亡诗》本质上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尽管存在争议，但其对古典文献传承的自觉意识仍具有重要启示。这一事件亦提醒我们注意早期文本流动性与后世阐释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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