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下江南巡游

乾隆帝下江南巡游是清代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帝王巡幸活动之一。乾隆在位期间（1735—1796年）先后六次南巡（1751年、1757年、1762年、1765年、1780年、1784年），其巡游具有鲜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目的，体现了清朝鼎盛时期的统治策略与社会风貌。

一、巡游的政治意图

1. 巩固统治权威：乾隆效仿其祖父康熙帝南巡旧制，通过亲临地方展示皇权，加强对江南士绅的笼络。江南是明代遗民聚集地，乾隆通过祭祀明孝陵（如1751年首次南巡时行三跪九叩礼）、褒奖前朝忠臣等手段，彰显清廷对汉族正统的继承。

2. 巡视河工水利：江南水系治理关乎漕运命脉。乾隆多次视察洪泽湖、钱塘江海塘等工程，例如1765年第四次南巡时亲自督饬高家堰石工，并拨专款加固堤防，确保粮食运输与民生稳定。

3. 整顿吏治：借南巡之机考核地方官员，1757年第二次南巡期间，因江南河道总督白钟山治河不力被革职，反映出乾隆以巡游监督行政的务实态度。

二、经济与社会影响

1. 推动商业繁荣：南巡路线沿途城市（如扬州、苏州、杭州）因接驾需要，修建行宫、整修道路，客观上刺激了地方经济。扬州盐商为讨好乾隆，斥巨资营造园林景观（如瘦西湖“二十四景”），带动民间手工业与服务业发展。

2. 加重财政负担：每次南巡耗费白银约200万两，地方官员借机摊派苛捐，例如1780年第五次南巡前，两淮盐政征调民夫数万，导致民间怨声载道，为后期社会矛盾埋下隐患。

三、文化象征与历史评价

1. 文化整合：乾隆在南巡中广泛接触汉族文人，组织编纂《四库全书》时吸纳江南藏书，同时通过题诗刻石（如苏州虎丘、杭州西湖留题近百处）强化文化认同。

2. 争议性遗产：尽管南巡促进了南北交流，但后期巡游日益浮夸，随行人员多达2500人，地方招待极尽奢靡。学者洪亮吉在《南巡颂》中隐晦批评其劳民伤财，而《乾隆南巡图》等官方作品则刻意渲染太平盛景。

扩展知识：

南巡路线通常从北京出发，经直隶、山东至江苏，最远抵达浙江绍兴，往返程约3000公里，耗时百余日。

乾隆曾六次参拜曲阜孔庙，并在杭州敷文书院亲自命题考核士子，体现“崇儒重道”政策。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记载，1793年访华时江南仍可见南巡遗留的豪华行宫，但部分已因维护不善荒废。

乾隆南巡是“康乾盛世”的缩影，其多重动机与复杂影响反映了清代中期统治者在“怀柔”与“控制”之间的平衡，也为后世研究封建社会晚期皇权运作提供了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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