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基谗言误国

虞世基是隋朝著名文臣，官至内史侍郎，与虞世南并称"二虞"。他在隋炀帝时期权势显赫，但其谗言误国的行为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蒙蔽军情，贻误战机

隋末天下大乱时，各地起义军蜂起。据《隋书》载，虞世基"知不可讳，每有变书至，辄抑损不以闻"。他将紧急军报扣压或篡改，致使隋炀帝无法掌握实情。当太仆杨义臣镇压河北起义军连胜时，虞世基却称"鼠窃虽多，未足为虑"，导致朝廷错失平定良机。

2. 排斥忠良，任用私党

虞世基与御史大夫裴蕴结党，排挤直言进谏的大臣。纳言苏威因建议停征辽东遭贬黜，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等武将的合理建议也多被压制。相反，其弟虞世南虽为贤臣却不得重用，可见其用人唯亲。

3. 助长炀帝奢靡之风

作为内史省长官，虞世基非但不劝谏炀帝的劳民伤财之举，反而参与规划东都洛阳、江都行宫的奢靡工程。大业六年（610年）策划的"万国来朝"庆典耗费巨资，加速了财政崩溃。

4. 篡改诏令谋私利

《资治通鉴》记载其"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借起草诏令之便收受地方官员贿赂。大业八年征辽期间，前线将士请增军备的奏章多被其截留。

5. 决策失误加剧危机

面对民变，虞世基主张"徙天下叛党于边地"，激起更大反抗；大业十二年又错误建议炀帝弃守关中、偏安江都，导致中央对北方失控。

需要指出的是，虞世基的作为有特定历史背景：隋炀帝刚愎自用，本身就厌恶逆耳之言。但作为执掌机要的重臣，其行为客观上加速了隋朝灭亡。唐代魏征编修《隋书》时，将其列入"奸臣传"以示警诫。虞世基的案例成为后世"佞臣误国"的典型，宋代司马光在《稽古录》中特别强调"人主听谗，则忠臣杜口"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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