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西行与佛教传播

玄奘西行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与佛教传播史上的重要事件。公元627年（贞观元年），玄奘因感中土佛经译本残缺、义理分歧，决意西行天竺求法。他违反当时出境禁令，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西域诸国，穿越帕米尔高原，最终抵达印度那烂陀寺。此行历时17年，途经110余国，行程五万余里，推动了佛教经典、思想与艺术的跨地域传播。

佛教传播的关键贡献：

1. 经典翻译与义理弘通

玄奘带回657部佛经，主持翻译75部、1335卷，占唐代译经总量半数以上。其译经严谨，首创“五不翻”原则（即秘密、多义、中土无、顺古、生善五种情况下保留音译），确立“新译”范式，使《大般若经》《瑜伽师地论》等经典成为汉传佛教核心文本。他创立的法相宗（唯识宗）深刻影响了东亚佛教哲学体系。

2. 跨文化学术交流

在那烂陀寺师从戒贤法师，系统研习瑜伽行派理论，并参与印度佛教辩论，以《会宗论》《制恶见论》折服外道，被大乘僧侣尊为“大乘天”。其著作《大唐西域记》记录中亚、印度138国的地理、政治、宗教与风俗，成为研究中古亚洲的珍贵史料。

3. 艺术与建筑传播

玄奘携回的佛像、贝叶经及口述的佛教遗迹描述，推动了中原佛教艺术发展。例如敦煌壁画中的“玄奘取经图”题材，以及大雁塔（原为保存经像而建）的印度风格建筑元素，均体现其文化影响。

4. 促进中印外交

唐太宗因玄奘的见闻重视西域，遣使与印度戒日王建立联系。戒日王曾问询《秦王破阵乐》，可见文化互动已超越宗教范畴。

历史背景延伸：

玄奘的行程正值印度笈多王朝末期与戒日王崛起之际，佛教因印度教复兴而渐衰。其记载的印度佛教盛况，成为后世研究该时期的关键线索。对比法显、义净等求法僧的记载，可见佛教从陆上丝绸之路向海上丝路转移的趋势。玄奘归国后，唐高宗为其建“翻经院”，标志着国家力量介入佛经翻译，推动佛教中国化进程。

玄奘西行不仅完善了汉传佛教体系，更构建了中古亚洲文明交流的网状脉络，其精神与学术遗产至今仍被视为跨文化对话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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