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盐铁专营制度

五代时期（907—960年）的盐铁专营制度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专卖政策，是这一时期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各政权为应对战乱导致的财政困境，强化了对盐铁等战略资源的控制，其制度设计与实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1. 制度延续性

五代政权基本沿袭唐代“榷盐法”和“榷铁制”，实行官府垄断产销。后梁（907—923）设立盐铁转运使，后唐（923—936）进一步细化管理机构，在产盐区设“场院”，由“监院官”直接管控生产，推行“蚕盐”制度（按户预征盐税）。铁器铸造则集中于官营作坊，民间私铸面临严惩。

2. 地域差异与财政需求

不同政权对盐铁的控制程度因地而异。如后晋（936—947）因丧失河北产盐区，加重对解池（今山西运城）的依赖；后周（951—960）则划淮河为界，对南北盐价实施差异化管控。铁器专营因军事需求加强，尤其对兵器铸造实施全程监督，民间农具生产也需官方许可。

3. 严刑峻法与私盐问题

为打击，后汉（947—951）规定“贩私盐一斗以上处死”，后周改为“五斤以上杖脊流放”。尽管刑罚严酷，但因官盐质劣价高，私盐仍屡禁不止。据《五代会要》载，后唐同光年间（923—926）仅河北地区年查获私盐案超千起。

4. 制度创新与影响

后周世宗（954—959在位）推行“盐引”制度雏形，允许商人在缴纳“盐课”后分销官盐，为宋代钞盐制奠定基础。同时设“铁务”统管铁矿开采，将部分铸铁权下放至州县，但仍以征收“铁课”为主。这些措施提高了资源调配效率，但也加重了地方负担。

5. 经济与社会效应

盐利占五代财政收入比重高达50%—70%，后唐天成元年（926）盐税收入达200万贯。但垄断导致盐价飙升，如后晋时河南地区盐价较唐代上涨三倍，引发民怨。铁器管控则造成农具短缺，部分地区出现“斫木为犁”的现象。

这一时期的盐铁专营虽稳固了政权财政，却加剧了社会矛盾。其经验教训为宋代所吸纳，如王安石变法中“盐钞法”即是对五代政策的改良。考古发现如山西稷山五代盐仓遗址、河南巩县铁匠营冶铁作坊，均为研究该制度提供了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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