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兰盆节在唐朝的盛行

盂兰盆节在唐朝的盛行与佛教传播、社会风俗及官方支持密切相关，其发展呈现出宗教仪式与世俗活动交融的特点。这一时期，盂兰盆节不仅成为重要的佛教法会，更演化为全民参与的民俗盛事，体现了唐代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化。

一、佛教传播与盂兰盆节制度化

1. 经典依据的普及

唐代高僧如玄奘、义净翻译的《佛说盂兰盆经》进一步普及了目连救母故事，强调七月十五日供养僧众以超度亡魂的教义。密教经典《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轨仪》的传入，使“放焰口”仪式融入盂兰盆法会，强化了其救济饿鬼的宗教功能。

2. 寺院的中心作用

长安西明寺、慈恩寺等皇家寺院每年举办大规模盂兰盆会，仅《佛祖统纪》便记载长安寺院“七月望日，营盆供僧，车马填咽”。敦煌文书P.2631《寺院账目》详细记录了沙州寺院购置盂兰盆节所需香料、纸钱的支出，反映其规模之宏大。

二、皇室倡导与国家礼制化

1. 帝王带头参与

武则天时期，宫中设盂兰盆供，《旧唐书·杨炯传》载“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更敕令全国寺院同日设斋，形成“官寺联动”模式。

2. 财政支持与政教互动

《唐会要》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诏令：“中书门下及百官（于）兴唐寺行香设斋”，官方拨付专项经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盂兰盆器座，印证了皇室用贵重礼器供奉的史实。

三、世俗化表现与民俗融合

1. 市场经济的推动

长安东市出现专门销售盂兰盆器物的“佛盆铺”，《北里志》记载节前“市人制花蜡、假果、幡盖之类，列为夜市”。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壁画描绘了市民抬盆游行的场景。

2. 多元信仰的糅合

道教“中元节”与佛教盂兰盆节在唐代完成概念融合，《岁时杂记》载“道家谓之中元，佛家谓之盂兰”。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代“盂兰盆”题材剪纸，证明该习俗已深入西域。

3. 文学艺术的反映

白居易《盂兰盆赋》称“僧繇画之若活，吴生绘之欲语”，描述吴道子所绘地狱变相图的震撼效果。敦煌变文《目连救母》演出时需要“五百锦缎为悬幡”，显示法会与演艺的结合。

四、社会功能与时代特征

1. 宗理的强化

节日的孝亲内涵被统治者利用以教化民众，《贞观政要》载太宗要求“州县察孝悌者，七月望日给酒肉以荣之”。家族集体祭祀的活动增多，如《柳宗元集》记载河东柳氏“合族为盆供”。

2. 国际文化交流

日本遣唐使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详细记录长安盂兰盆会的“音乐百戏”，次年日本始设“御盆”。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在《桂苑笔耕集》中描述扬州节度使设盆祭奠阵亡将士。

唐代盂兰盆节的兴盛，既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典型案例，也展现了世俗社会对宗教仪式的改造能力。其形制为宋元以后的盂兰盆民俗奠定了基础，而官方与民间的双重推动，使得这一节日成为观察唐代社会结构的独特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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