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典出《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描述蜀汉后主刘禅在投降曹魏后，面对司马昭的试探性提问时表现出的麻木态度。这一典故折射出三国时期政治博弈的复杂性，也引发后世对刘禅形象的长久争议。以下结合史料展开分析：

一、历史事件核心脉络

263年邓艾成都，刘禅在谯周等人劝说下出降，蜀汉灭亡。264年刘禅举家迁至洛阳，受封安乐县公。据《汉晋春秋》载，司马昭宴饮时故意令蜀地艺人表演，旁人触景生悲，刘禅却“嬉笑自若”。司马昭问“颇思蜀否”，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郤正教其改口“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但再次被问时刘禅仍坚持原答。

二、多重历史解读维度

1. 政治生存策略论：现代学者田余庆指出，这种表现可能是刘禅为消除司马昭猜忌的“自保之术”。魏国对亡国君主的警惕程度极高，此前曹髦事件即为警示。刘禅的“愚钝”表演符合“韬晦”的生存智慧。

2. 性格决定说：陈寿在《三国志》评其“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暗示其缺乏政治主见。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宠信黄皓导致朝政混乱，投降前的“舆榇自缚”行为也显示其软弱性格。

3. 史料书写争议：裴松之注引的《汉晋春秋》属于东晋史书，存在以蜀汉为正统的倾向。同时期《魏略》记载刘禅在洛阳“举动不得自由”，可能与“乐不思蜀”的记载形成互文。

三、延伸历史背景

1. 亡国待遇对比：与孙皓投降后遭晋武帝羞辱不同，刘禅获得“食邑万户，绢万匹”的优厚待遇，其子孙均获爵位。这种差异反映魏晋政权对蜀地残余势力的安抚政策。

2. 文化象征演变：宋代以后，“乐不思蜀”完成从历史事件到成语的转化。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将其上升为“亡国之君不知耻”的道德批判案例，而现代史学更关注权力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塑造。

3. 考古佐证：成都武侯祠现存清代重塑的刘禅像，其形象明显弱化，而同时期刘备、诸葛亮塑像则威仪庄严，体现后世的价值评判。2012年洛阳出土的曹魏时期贵族墓葬中，发现有疑似蜀地风格的乐舞俑，或为当时文化交流的物证。

该典故实质反映专制政治下亡国君主的生存困境，既有个人性格因素，也有时代政治生态的强制性。历代对其不同角度的诠释，恰好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认知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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