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基蒙蔽圣听

虞世基是隋朝著名大臣，隋炀帝时期担任内史侍郎等重要职务，《隋书》将其列入"奸臣传"，其"蒙蔽圣听"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粉饰太平，隐瞒民变

隋炀帝后期各地爆发农民起义，虞世基却将告急文书扣压不报。大业十二年（616年），各地造反军情急报堆积如山，他选择性地仅上报小股匪患，声称"鼠窃狗盗，寻自消失"，使炀帝误判形势。直到杨玄感起义震动东都，才被迫上报部分实情。

2. 篡改财政数据

面对国库空虚，虞世基指使属下虚构仓储数据。史载"每奏称盗贼不以实"，在江都粮仓即将耗尽时，仍上报"积蓄尚多"，导致朝廷延误应对时机。这种欺瞒直接影响了军事调度和赈灾决策。

3. 排挤忠良

虞世基与裴蕴结成政治同盟，打压敢言直谏的大臣。侍御史韦云起曾弹劾其壅蔽之罪，反被贬为大理司直。他利用职务之便控制奏章渠道，使不同意见难以直达皇帝。

4. 迎合帝王好恶

隋炀帝喜好祥瑞，虞世基便组织郡县频繁献瑞。大业八年（612年）高句丽战败后，他联合宇文述等人将败仗说成"战略调整"，助长了炀帝的刚愎自用。

5. 家族贪腐

其弟虞世南虽以清正著称，但虞世基本人收受贿赂成风。《资治通鉴》记载"世基鬻官卖狱，贿赂公行"，通过垄断信息渠道构建权力寻租网络。

这种蒙蔽行为有其制度背景：隋炀帝后期"不喜人谏"的执政风格为虞世基提供了操作空间。三省六部制下，内史省作为中枢机要部门，其长官确有信息过滤的权力。唐代魏徵总结这段历史时特别指出："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诸侯亦各杜口"，最终导致"国亡身弑"的严重后果。

虞世基的作为折射出古代权臣操纵信息的典型模式——通过控制信息流、选择性汇报、制造信息茧房来维持权力。大业十四年（618年）江都之变中，他与隋炀帝一同被宇文化及诛杀，其政治权术未能挽救自身命运，反而加速了隋朝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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