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骗局

清朝末年的“预备立宪”是1906年至1911年间清廷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但其最终被革命派和后世学界普遍视为一场“骗局”，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1. 拖延时间的政治手段

清廷在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后，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立宪”，但未设定具体时间表。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确立“九年预备期”，承诺1917年正式立宪。这种刻意拖延暴露了清廷的真实意图：通过缓慢的改革消革命压力，而非真正还政于民。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后，立宪派多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清廷仅将预备期缩短至1913年，仍缺乏诚意。

2. 皇权至上的制度设计

《钦定宪法大纲》23条中，14条强调“君上大权”，规定皇帝总揽军政、外交、官员等权力，议会仅有“协赞”之权。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13人中，满族占9人（其中7人为皇族），完全背离“责任内阁”原则。这种“立宪”实为巩固满洲贵族专制，与英国《权利法案》或日本《明治宪法》存在本质差异。

3. 改革与镇压的双重面孔

清廷在推行“新政”同时，持续压制民间运动。1908年查封立宪团体“政闻社”，1911年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尤其“铁路国有”政策强行收回商办铁路权，转而抵押给外国银行，激化社会矛盾。立宪派张謇曾感叹：“政府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

4. 财政与军事集权的本质

预备立宪期间，清廷借“中央集权”之名剥夺地方督抚财权（如1910年设立度支部），并试图削弱汉族官僚控制的南方新军（如袁世凯被罢免）。这些措施暴露了清廷以“”名義强化满洲统治的动机，反而加速了地方势力的离心。

5. 国际视野下的比较失败

同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确立后跻身列强，而清廷的“仿日”改革仅学其形。1909年朝鲜被日本吞并后，《申报》直言：“彼朝鲜无尚能苟延，我有反速其亡。”这种讽刺反映了时人对清廷改革的失望。

历史影响方面，预备立宪的虚伪性促使立宪派（如汤化龙）转向革命阵营。1911年武昌起义后，多省谘议局迅速倒戈支持革命，成为压垮清廷的关键力量。从更广维度看，这场改革揭示了传统王朝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制度困境：既无法真正让渡权力，又无力应对内外危机，最终被革命浪潮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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