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早期的宗教与祭祀

商朝早期的宗教与祭祀具有鲜明的神权政治特征，其核心是对祖先神、自然神和上帝（或“帝”）的崇拜，形成了中国早期国家宗教的雏形。以下是主要特点及相关史实：

1. 至上神“帝”的信仰

商人的最高神灵称为“帝”或“上帝”，并非后世人格化的“天帝”，而是具有抽象权威的宇宙主宰，能支配自然（如风雨、旱涝）与人世（如战争、王权）。甲骨文显示，商王常通过占卜询问“帝”的意志，例如“帝令雨足年”“帝其降祸”。这一概念可能源于早期部落联盟时代的至高神崇拜，后被周人吸收并发展为“天命”观。

2. 祖先崇拜与宗庙制度

商人认为先祖死后能“宾于帝”，成为上帝的侍从，因而极度重视祭祀祖先。王室以“周祭”（按固定周期轮流祭祀先王先妣）和“选祭”（选择性祭祀）维系与祖先的联系。殷墟甲骨文记载了大量祭祀活动，如用“燎祭”（焚烧牺牲）、“沉祭”（沉牲于河）等仪式。宗庙建筑（如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的宫殿遗址）可能是祭祀场所，体现“庙寝合一”的早期形态。

3. 自然神与多神体系

商人将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神格化，如祭祀“河伯”（黄河之神）、“岳”（山神）、“东母”“西母”（日月神）。甲骨文有“燎于河三羌，沉三牛”的记录，反映用人性（羌族俘虏）与动物牺牲的残酷仪式。这种多神信仰与后来的周代“社稷”祭祀有渊源关系。

4. 占卜与巫觋集团

商王垄断与神沟通的权力，巫觋（如贞人集团）负责占卜。甲骨文多为王室卜辞，内容包括征战、农事、疾病等，流程包括“命龟”（提问）、“灼龟”（烧灼龟甲）、“兆拆”（解读裂纹）、“验辞”（记录应验情况）。殷墟出土的16万片甲骨中，武丁时期占比最高，显示其宗教活动尤为频繁。

5. 人祭与人殉现象

商代祭祀的残忍性突出，殷墟王陵区（如侯家庄M1001）发现大量人牲遗骸，甲骨文记载“伐羌”“俎羌”（斩杀羌人祭祀）。学者推测部分牺牲为战俘（如羌方、夷方俘虏），意在通过强化王权神圣性。妇好墓中的16具殉人则体现“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

6. 礼器与青铜器的宗教功能

青铜器（如爵、觚、鼎）不仅是权力象征，更是通神媒介。二里岗时期的兽面纹（饕餮纹）可能具有驱邪或镇慑作用，而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等重器用于盛放祭品。玉器（如圭、璧）则可能用于祭祀天地，良渚文化对此有深远影响。

商朝宗教的演变体现了从部落巫术向国家宗教的转型，其祭祀制度为西周“礼制”提供了模板，但人祭现象在周代逐渐被摒弃。考古与文献的双重证据表明，商代神权政治既是维系王权的工具，也是理解东亚早期文明形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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