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执政后期权力结构

刘禅（207-271年）执政后期（约240年以降）的蜀汉权力结构呈现出复杂局面，其政治生态深受诸葛亮去世后权力再分配的影响，主要特点如下：

1. 相权分化与官僚体系重组

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废除丞相制，改为蒋琬、费祎先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执政，形成军政合一的过渡模式。蒋琬时期（234-246年）延续诸葛亮政策，但将大司马府迁至涪城（今四川绵阳），实际削弱了成都中枢权威。费祎执政期间（246-253年）进一步分权，设立「大将军」与「尚书令」并立，姜维虽掌军事但受制于费祎的节制，形成「军权-行政权」分离状态。

2. 谯周等益州士族崛起

随着荆州集团（诸葛亮系）影响力衰退，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本土士族通过太学体系渗透朝堂。《三国志》记载谯周在延熙二十年（257年）后频繁参与决策，其「仇国论」主张偏安政策，反映地方势力对北伐路线的抵制。尚书令董允去世（246年）后，黄皓得以介入政务，与益州豪强存在利益勾连。

3. 姜维的军事主导与政治孤立

姜维在费祎遇刺（253年）后获得北伐主导权，但遭遇两大制约：一是朝廷设立「右大将军」阎宇牵制其兵权；二是陈祗、诸葛尚等文官集团反对连年用兵。景耀五年（262年）姜维最后一次北伐失败后，被迫屯田沓中避祸，蜀汉军事指挥体系事实上分裂。

4. 黄皓干政的结构性背景

宦官黄皓的专权（260-263年）本质是皇权对官僚系统的反制。刘禅通过黄皓掌控「中常侍」系统，直接干预官员，如排挤姜维亲信廖化、张翼。但黄皓缺乏东汉宦官的制度化权力基础，其影响力更多依赖刘禅个人支持。

5. 情报体系崩溃与决策失误

景耀六年（263年）曹魏攻蜀前夕，蜀汉出现严重情报失效：驻守汉中的蒋舒叛变、阳安关守将傅佥战死，而成都朝廷迟迟未调姜维回防。尚书郎李虎向邓艾递交的「士民簿」显示，蜀汉后期实际兵力已不足9万，远低于官方数据，反映行政系统严重腐化。

历史纵向对比

相较于诸葛亮时期「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集权模式，刘禅后期形成君主-宦官-地方豪强-北伐派的多方博弈格局。这种权力碎片化加速了蜀汉灭亡——当邓艾偷渡阴平逼近成都时，谯周等益州大族迅速主导投降决策，而刘禅已丧失有效制衡能力。蜀汉的崩溃不仅是军事失败，更是其权力结构持续异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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