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乡村治理考

元朝乡村治理体系在继承前代制度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治理模式，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基层行政架构：社制与里甲制双重体系

1. 社制：至元七年（1270年）颁行《立社条例》，规定50家为一社，设社长管理农事、教化及治安。社长由地方推选，需定期向县衙汇报，兼具自治与官僚双重属性。北方普遍推行社制，南方则多沿用南宋旧制。

2. 里甲制：承袭金宋旧制，以自然村落为基础，110户为里，设里正；10户为甲，置甲主。甲主多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负责赋税催征，导致南方出现"甲主暴横"现象（《至正直记》载）。

二、赋役征派：户等制与专业户管控

1. 九等户制：按资产将农户划分为九等，作为科差（丝料、包银）、税粮征收依据。至元十七年（1280年）推行"鼠尾簿"，动态记录户等变化。

2. 诸色户计：将农户划分为军户、站户、匠户等专业户籍，世袭职业。如站户需供养驿站马匹，造成"破家坏产，十亡七八"（《元典章》卷36）。

三、治安管控体系

1. 弓手制度：每县设30-100名弓手，由巡检司统领，负责乡村缉盗。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规定弓手需自备兵器，加重农户负担。

2. 村疃巡防：推行"五家为邻、五邻为保"的联防制，夜间需轮值巡更，《元史·刑法志》载"诸夜禁，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

四、宗教与教化控制

1. 庙学合一：路府州县设官学，乡村推广社学。至元二十三年敕令"诸路各县邑设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但实际覆盖率不足三成。

2. 僧官干预：藏传佛教僧侣通过功德使司参与司法，杭州径山寺等寺院拥有独立司法权（《通制条格》卷29）。

五、治理困境与流变

1. 包税制导致"扑买"盛行，河北真定史天泽家族岁收银五万锭，远超法定税额（王恽《秋涧集》卷54）。

2. 至正年间红巾军起义后，元廷推行"团结义兵"（《庚申外史》），豪强武装逐步取代官方治理。

该体系凸显游牧政权对农耕社会的改造：既保留汉地乡里传统，又植入户计世袭等制度，最终因吏治腐败与民族矛盾而崩溃。元代乡村治理的"混合体制"特征，为明清里甲、保甲制提供了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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