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子陵拒绝征召

严子陵拒绝征召是东汉初年的一段著名历史典故，体现了他淡泊名利、坚守志节的高尚品格。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严子陵（本名严光，字子陵）是西汉末年会稽余姚人，少年时与刘秀（即后来的汉光武帝）同游学长安，相交甚笃。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多次征召严子陵入仕，均被其婉拒。

具体事件经过如下：

1. 首次征召：刘秀即位后，命人寻访严子陵。找到后，派遣使者三次前往聘请，严子陵均推辞不出。他甚至隐姓埋名，避居于齐地（今山东一带），以垂钓为业。

2. 强召入京：刘秀亲自写信，以旧友情谊相邀，严子陵不得已入洛阳。刘秀特命其宿于宫中，夜间共卧一榻。相传严子陵熟睡时将脚搁在刘秀腹上，次日太史奏称“客星犯御座”，刘秀却笑言是故人共卧所致，足见宽容。

3. 拒仕归隐：刘秀欲授予严子陵谏议大夫之职，但严子陵坚辞不受，最终归隐富春山（今浙江桐庐），耕读垂钓终老。其隐居地后人称“严陵濑”，并建祠纪念。

历史评价与影响：

士人气节的象征：严子陵的行为被后世视为隐逸文化的典范，尤其受到宋明理学家的推崇。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赞其“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政治态度的折射：他的拒仕反映了部分士人对新政权持观望态度，或因乱世后对功名的疏离。东汉初期，类似逸民不仕的现象并不罕见，如梁鸿、高凤等。

文化意象的延伸：严子陵钓台成为后代文人吟咏的题材，李白、陆游等均有诗作题咏，赋予其“渔隐”的象征意义。

争议与思考：

部分学者认为，严子陵的拒仕可能并非纯粹淡泊，而隐含对刘秀诛杀功臣（如彭宠、韩歆）的警惕。另有观点指出，其行为暗合道家“功成身退”思想，或为避免卷入政治漩涡。

这一典故不仅展现了个人选择与皇权之间的张力，也反映了中国传统中“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严子陵的形象在后世不断被重塑，成为隐逸文化的重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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