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丝绸之路繁荣期

汉朝的丝绸之路繁荣期主要集中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至东汉中前期（约公元1—2世纪），其发展与历史背景、政治军事策略、经济需求以及文化交流密切相关。以下是其繁荣的具体表现和扩展知识：

一、 张骞通西域的奠基作用

汉武帝为联合大月氏共抗匈奴，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虽未达成军事同盟目标，但张骞带回了关于中亚、西亚乃至更远地区的详尽信息（如大宛、安息、条支等），并发现蜀地通往身毒（印度）的“西南夷道”。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直接促成汉与乌孙联姻（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亲），并推动西域诸国与汉朝建立官方联系。张骞的“凿空”之举被司马迁称为“开外国道”，奠定了丝绸之路的制度化基础。

二、 军事保障与西域都护府的设立

为保障丝绸之路安全，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系列战役（如漠南、河西之战），公元前121年设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控制咽喉要道。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西域都护府，郑吉为首任都护，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都护府统筹屯田、维护商路、调解各国纠纷，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天山南路与昆仑北路）贸易有序运行。

三、 东西方经济贸易的繁荣

1. 商品流通：中国输出丝绸（尤其是高档锦绮）、漆器、铁器（如农具）、铜镜等；西域输入良马（如大宛汗血马）、葡萄、苜蓿、胡麻、石榴，及西亚的毛毯、玻璃器皿。罗马帝国通过安息（帕提亚）中转获得中国丝绸，导致黄金外流（普林尼《自然史》记载）。

2. 货币经济：西域出土的汉五铢钱、贵霜钱币及萨珊波斯银币，印证了跨境贸易的活跃。河西走廊发现的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显示，汉朝对过往商旅实行“过所”（通行证）管理制度。

四、 外交与文化交流的深化

1. 使者往来：汉使最远抵达犁靬（推测为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城），安息、大宛等国使团频繁入长安。东汉时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虽止于波斯湾，但扩大了汉朝对西方的认知。

2. 宗教与艺术传播：佛教通过丝路传入中国（如白马寺的建立），键陀罗艺术影响新疆克孜尔石窟。中亚乐舞（如胡旋舞）、杂技（吞刀吐火）在汉代宫廷流行，希腊化风格的“翼兽”图案见于汉代画像石。

五、 技术传播与农业革新

中国冶铁术、凿井技术（坎儿井）传入西域，提升当地生产力；西域的葡萄酿酒技术、驼队运输方式被中原吸收。汉代丝绸提花机技术的西传，推动了波斯、地中海地区的纺织业发展。

六、 东汉的延续与海上丝路萌芽

东汉班超重建西域都护府（公元91年），其子班勇著《西域风土记》详细记录商路状况。同时，交州（今越南北部）、广东徐闻港成为海上丝路起点，与罗马帝国“红海—印度洋”航线间接连通，形成陆海并行的贸易网络。

汉朝丝绸之路的繁荣，不仅重塑了欧亚大陆的经济格局，更促进了文明间深层次的互鉴，其影响力远超贸易本身，成为世界史上跨区域合作的早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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