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与殷遗民政策

周朝对殷商遗民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分封与安抚：周武王灭商后，为稳定局势，对殷商遗民采取怀柔政策。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商故地（今河南安阳），继续管理殷遗民，同时派周王室成员管叔、蔡叔、霍叔（“三监”）监视武庚，形成双重控制体系。

2. 迁徙与分化：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叛乱后，将部分殷遗民迁至洛邑（成周），置于周王室直接控制下。另一部分被分封给鲁、卫等诸侯国，如鲁国得到“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卫国得到“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通过分散削弱其反抗力量。

3. 文化融合：周人允许殷遗民保留部分祭祀习俗，如商王室后裔宋国仍可祭祀商朝祖先，但纳入周礼框架。青铜器铭文显示，部分殷遗民贵族被吸纳进周朝官僚体系，如微史家族（史墙盘记载）担任史官。

4. 经济利用：殷遗民中手工业者（如制陶、铸铜）被集中管理，为周王室服务。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风格兼具商周特征，反映技术传承与融合。

5. 军事监控：在成周驻扎“成周八师”，其中包含殷遗民组成的军队，既利用其战斗力，又通过周人军官控制。出土的“小臣”职务铭文显示，部分殷商旧臣被改编为周人军事附属。

6. 思想改造：周人宣扬“天命转移”理论，将商亡归咎于纣王失德，同时保留殷遗民贵族部分社会地位，如微子启被封于宋国为公爵，形成“兴灭继绝”的统治合法性示范。

这些政策体现了周人“刚柔并济”的统治智慧：既通过武力镇压叛乱（如周公东征），又用文化包容促进族群融合，为西周初期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考古发现的殷遗民墓葬（如北京琉璃河遗址）显示，其随葬品逐渐周式化，但保留商式腰坑殉狗习俗，印证了政策实施的渐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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