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基谄媚误国

虞世基是隋朝末年著名的佞臣，其谄媚误国的行为在史书中多有记载，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 逢迎炀帝，掩盖危机

虞世基任内史侍郎时，深得隋炀帝信任，但他利用职权隐瞒全国动乱的真实情况。当时各地起义不断，地方官员上报军情时，虞世基常篡改或搁置奏章，谎称“鼠窃狗盗，郡县捕逐，行当殄尽”。这种欺骗导致炀帝对局势严重误判，延误平叛时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批评他“专典机密，钳口结舌”。

2. 结党营私，排斥忠良

他与宇文述、裴蕴等人结成政治集团，打压正直官员。例如，大臣杨义臣曾率军平定河北起义，歼敌数十万，虞世基却诬告其“拥兵自重”，使炀帝解除杨义臣兵权。此外，他大肆受贿卖官，《隋书》记载“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导致朝廷吏治腐败加剧。

3. 生活奢靡，助长昏政

隋炀帝后期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虞世基非但不加劝谏，反而参与策划。如营建东都洛阳时，他建议扩大宫殿规模；巡游江都时，又怂恿增加仪仗规模。其子虞熙甚至参与掠夺民财，《北史》称“父子骄奢，天下共疾”。

4. 终致身死国灭

大业十四年（618年），宇文化及发动江都之变，虞世基与炀帝一同。讽刺的是，死前他曾预感到危险，但因长期欺瞒皇帝导致无人通报叛军动向。《隋书》评价其“谄以取容，致逢惨戮”，堪称佞臣典型。

5. 历史对比与深层原因

虞世基的现象并非孤例，类似梁武帝时期的朱异、唐玄宗时期的李林甫均有相同特质。这种佞臣辈出的背景，往往与君主专断拒谏、权力失衡有关。隋炀帝后期“恶闻直言”，虞世基的谄媚实为体制性腐败的缩影。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警示，亦可移用于此。

虞世基的案例揭示了专制政体下信息垄断与权力监督缺失的危害，其“误国”本质是 systemic failure（系统性溃败）的表现，而不仅限于个人品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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