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蜀政权与西南开发关系探讨

后蜀政权（934—965年）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割据西南的地方政权，其统治区域以成都平原为核心，涵盖今四川大部及周边地区。尽管存续时间较短，后蜀在西南开发史上的作用值得深入探讨，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开发与农业基础巩固

后蜀延续了前蜀的经济政策，注重都江堰水利系统的维护。据《十国春秋》记载，后蜀设专职官员管理都江堰，"岁修堤防，以时蓄泄"，保障了成都平原的灌溉体系，使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农业优势得以延续。同时，后蜀在夔州（今重庆奉节）等地开垦梯田，推动丘陵地带农业开发。经济作物种植方面，蜀锦、茶叶的生产规模扩大，成都设立的"锦院"集中织工数百，形成规模化生产。

二、手工业与商业网络发展

后蜀手工业以制盐、冶铁、造纸著称。陵州（今四川仁寿）井盐采用"火井"煮盐技术，产量可观；益州（成都）的"薛涛笺"造纸工艺进一步完善。商贸方面，利用长江水道与荆南、南唐进行贸易，成都城内设有专门交易药材、丝绸的"药市"、"蚕市"。出土的后蜀"广政通宝"钱币在西南地区流通广泛，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文化教育对边疆的渗透

后蜀主孟昶命宰相毋昭裔主持刻印《九经》，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官府大规模刻书活动，史称"蜀石经"。科举制度在西南继续推行，梓州（今四川三台）、汉州（今四川广汉）等地州学得以发展。这种文化传播促进了汉文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扩散，为宋代"巴蜀文教复盛"奠定基础。

四、民族政策与边疆治理

面对西南的僚、羌等少数民族，后蜀实行"羁縻"与军事震慑并重的策略。在雅州（今四川雅安）设立"碉门安抚司"，通过册封土官维持统治；同时对黔州（今重庆彭水）一带的叛乱的南平僚进行军事镇压。这种二元政策客观上稳定了边疆，但民族矛盾仍未根本解决，为北宋初期西南少数民族的频繁动乱埋下伏笔。

五、城市营建与交通建设

成都城的扩建是后蜀城市建设的突出成就。公元938年修筑的"羊马城"将城周扩展到二十五里，形成"重城相包"的格局。交通方面，整修金牛道（汉中入蜀主道），在峡江地带开凿栈道，改善了与中原的陆路联系。这些基础设施为宋代成都跃升为"西南大都会"创造了条件。

延伸观察

后蜀的统治也存在明显局限：其开发活动集中在成都平原及主要州治周边，对川南、川西南的开发有限；过度依赖水利导致农业抗风险能力不足，北宋灭蜀时即利用"决堰"战术迫降后蜀。从长时段看，后蜀的治理经验被北宋吸收，王安石变法期间推行的"青苗法"在四川的实施，就借鉴了后蜀的常平仓制度。

后蜀政权作为唐末至宋初西南开发的承启者，既延续了唐代的技术积累，又为两宋时期"扬一益二"的经济格局奠定了基础。其开发模式体现出土著政权因地制宜的特点，也反映了十国时期地方政权在区域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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