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巫术信仰体系

夏商时期的巫术信仰体系是中国早期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巫觋的核心地位

巫（男性称“觋”）是沟通人神的中介，掌握占卜、祭祀、医疗等职能。甲骨文中“巫”字象形为手持法器（如玉琮）的舞者，反映出巫通过舞蹈、音乐等仪式进行通灵。《国语·楚语》记载“民之精爽不携贰者，方能成为巫”，表明其需具备特殊精神素质。

商代巫官体系高度制度化，如“大祝”“大巫”位列朝廷要职，殷墟甲骨文显示商王自身也常担任“群巫之长”，亲自占卜决策。

2. 占卜体系的专业化

甲骨占卜是商代巫术的典型形式，流程包含“取材（龟甲/兽骨）→钻凿→灼烧→占兆→刻辞→存档”的完整链条。现存十余万片甲骨中，单次占卜可有多达200字的刻辞，涉及战争、农事、气象等各方面，体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信仰逻辑。

除甲骨外，夏商时期还存在“骨卜”“筮占”（数字卦）等并行系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牛肩胛骨灼烧痕迹，证明夏代已有成熟占卜实践。

3. 自然神与祖先神崇拜

自然神体系以“帝”为最高主宰，控制风雨、灾祥，甲骨文常见“帝令雨”“帝其陟（降）祸”等记载。山川河流之神如“河伯”“岳神”亦受隆重祭祀。

祖先崇拜尤为突出，商王对“先公先王”的周祭制度形成严密轮回，认为祖先灵魂能影响现世。殷墟祭祀坑发现大量人殉（如妇好墓殉葬16人），显示“鬼神的索取需以生命为代价”的观念。

4. 巫术与早期科学的交织

巫术活动中包含原始天文学知识：商代已使用干支纪日，甲骨文“星”字作群星状，并有“新大星并火”等天象记录。祭祀用的“表”可能兼有观测日影功能。

医疗巫术呈现“巫医同源”特点，甲骨文记载疾病常归因于“先祖作祟”，治疗手段包含咒术（如“御疒于妣己”）与草药（殷墟出土桃仁、郁李仁等药物遗存）。

5. 仪式与仪式化的社会控制

祭祀活动具有严格等级性，《礼记》载“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商代遗址中铜礼器（如司母戊鼎）的形制差异反映权力分层。

“舞雩”求雨、燎祭烧牲等仪式通过集体行为强化社会凝聚，二里岗遗址发现的陶鼓、石磬说明音乐在巫仪中的重要作用。

知识扩展：

商代巫术与萨满教的区别在于其高度文字化（甲骨文系统）和官僚化，而后者更多依赖个体通灵体验。

周代“以德配天”思想兴起后，巫术地位逐渐下降，但《周礼》仍保留“司巫”“男巫”等职官，楚地（如包山楚简）至战国仍盛行巫风。

夏商巫术信仰的深层逻辑在于通过仪式化的符号操作建构宇宙秩序，其“神权政治”模式为理解中国早期国家形成提供了关键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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