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基擅权误国

虞世基是隋朝末年著名的权臣，以文采出众、机敏善辩受到隋炀帝杨广的重用，但其擅权专断、贪腐误国的行为加剧了隋朝的统治危机。以下从多个角度分析其“擅权误国”的表现及历史影响：

1. 结党营私，垄断朝政

虞世基担任内史侍郎期间，利用隋炀帝的宠信，与宇文述、裴蕴等人结成政治集团，排斥异己。《隋书》载其“专典机密，参掌朝政”，凡官员、奏章呈递均需经其手，甚至隐瞒灾害与民变消息，导致炀帝对局势判断严重失误。例如，大业十二年（616年），各地起义已如火如荼，虞世基却刻意淡化汇报，使炀帝误以为“盗贼渐少”，继续沉迷江都享乐。

2. 贪腐敛财，败坏吏治

虞世基家族凭借权势大肆敛财，《资治通鉴》记载其“卖官鬻狱，贿赂公行”。其弟虞世南虽为清廉名士，却无法劝阻兄长。虞世基甚至与商人勾结，垄断朝廷物资采购，中饱私囊。这种腐败行为直接削弱了中央财政，加剧了地方官吏的盘剥，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3. 谄媚误主，助长炀帝暴政

虞世基深谙逢迎之术，为巩固权力一味迎合炀帝。例如：

大兴工程：炀帝修建东都、开凿运河时，虞世基极力鼓吹“盛世气象”，掩盖民力枯竭的实情。

滥用刑罚：裴蕴提议扩大“连坐制”镇压反对者，虞世基附议，导致无辜株连者众。

阻谏饰非：大臣如苏威、张衡等人劝谏炀帝节俭用度，虞世基则诬其“诽谤朝政”，致忠良被贬。

4. 军事决策失误

隋末征讨高句丽期间，虞世基负责后勤调度，但因管理混乱导致粮草延误，前线士兵饿死冻死者甚众。大业十一年（615年），突厥围困炀帝于雁门，虞世基起初隐瞒军情，后仓促调兵，几乎酿成大祸。

5. 历史评价与反思

唐代史家魏徵在《隋书》中痛斥虞世基“奸慝滔天，遂使社稷倾覆”，将其视为隋亡的推手之一。虞世基的擅权反映了隋末皇权失控、监察失效的体制弊病，其结局（618年与炀帝一同被宇文化及诛杀）也成为后世“佞臣误国”的典型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其弟虞世南在唐太宗时期以直谏闻名，兄弟二人的截然不同选择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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