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昌去夏归商汤

费昌是夏朝末年的重要人物，其“去夏归商”的举动见证了夏商政权更迭的关键转折。根据《史记·夏本纪》和出土文献记载，这一事件具有多重历史背景和深层含义：

1. 身份与动机

费昌为夏桀时期费国（今山东费县一带）的君主，属于夏朝附属方国。其归附商汤的直接原因是夏桀暴政，《竹书纪年》记载夏桀“虐百姓、毁社稷”，导致诸侯离心。费昌作为东夷系方国首领，与商汤所在的东夷-华夏交融区势力联系紧密，政治倾向更倾向于新兴的商部落。

2. 地缘政治较量

夏桀统治后期，商汤采用伊尹“间夏”策略，通过联姻、结盟等方式瓦解夏朝盟邦。费国地处山东半岛，控制着东海盐业和青铜之路，其倒戈使夏朝丧失东部屏障。清华简《尹至》提到汤“自西翦西邑夏”，而费昌归商正是商汤“东收夷族”战略的重要成果。

3. 文化与信仰转型

考古发现显示，夏商交替期出现祭祀礼器从陶器向青铜器的转变。费昌携礼器投商的行为，反映了东夷族群对商族“天命观”的认同。二里岗文化早期出现的夷式陶鬲与商式青铜器共存现象，可能与此事件相关。

4. 后续影响

费氏后裔在商代长期担任要职，殷墟甲骨文中多见“费侯”记载。西周分封时，费地成为鲁国附庸，但保留夷商混合的文化特征，《左传》仍称“费人”有独特习俗。

这一事件本质上是部族联盟体系崩溃的缩影，夏朝“九夷不贡”的危机通过费昌归商得到具象化呈现。传世文献与考古证据共同印证，夏商易代不仅是王朝更替，更是中原与东夷势力的一次大重组，为商代“邦畿千里”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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