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始末

汉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是中国东汉末年一场政治清洗运动，核心是对士族阶层的打压与宦官集团权力的扩张，其始末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一、背景与起因

1. 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朝政。汉灵帝刘宏（168-189年在位）即位时年仅12岁，由外戚窦武辅政。窦武联合士大夫陈蕃试图铲除宦官集团，但计划泄露，反被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诛杀（168年），宦官势力从此独大。

2. 清议风潮与士人抗争

士大夫阶层（以李膺、陈蕃为首）通过“清议”品评人物、抨击宦官腐败，形成“党人”群体。太学生与地方名士声援，如郭泰、贾彪等，引发宦官忌惮。宦官诬陷党人“共为部党，诽讪朝廷”。

二、两次党锢之祸过程

1. 第一次党锢之祸（166-167年）

汉桓帝时期，宦官指使术士张成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结交州郡，共为部党”。桓帝下令逮捕李膺等200余人，后因外戚窦武干预及太学生请愿，党人获赦但终身禁锢（禁止仕宦）。

2. 第二次党锢之祸（169-184年）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宦官侯览指使张俭同乡朱并诬告张俭“结党谋反”。宦官曹节趁机扩大打击，将第一次党锢名单与新增士人合并，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死于狱中，牵连亲属、门生故吏达六七百人。熹平五年（176年）更下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

三、宦官的政治运作

操控皇帝与律法：宦官利用灵帝年幼，通过“钩党”（罗织罪名）手段扩大打击面，甚至将《孝经》中“父子相隐”的原则扭曲为“连坐”依据。

经济掠夺：党锢期间，宦官趁机兼并土地，如侯览夺民田宅，其家族“仆从宾客侵暴百姓”。

四、影响与后续

1. 士族与皇权离心

党锢导致官僚体系瘫痪，士大夫对汉室失望，部分转向地方豪强（如袁绍、曹操家族），为东汉瓦解埋下伏笔。

2. 黄巾起义的催化

宦官腐败与人才断层加剧社会矛盾。184年黄巾起义爆发，灵帝被迫解除党锢，但为时已晚。中平六年（189年）袁绍诛杀宦官，终结宦官专权，却引发董卓之乱。

3. 思想与史学评价

范晔《后汉书》将党人誉为“天下模楷”，但评判其“激扬名声，互相题拂”的清议方式加剧了冲突。近代学者如钱穆指出，党锢之祸标志着汉代“士人政府”理想的破灭。

五、关键人物结局

李膺：第二次党锢时自杀，门生故吏均被禁锢。

范滂：自请入狱赴死，临终训子“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张俭：逃亡途中因百姓自发保护得以生还，但“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

这场持续近二十年的政治迫害，本质是皇权通过宦官削弱士族的尝试，却加速了东汉统治基础的崩溃。其“禁锢连坐”模式成为后世政治清洗的典型样本，而党人的气节则被儒家文化长期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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