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创作《长恨歌》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是中唐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该诗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核心，兼具历史叙事与艺术想象，展现了白居易作为新乐府运动代表人物的叙事才华与批判意识。以下结合史实与文学背景展开分析：

1. 创作背景与时代关联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时任盩厔县尉，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时，谈及玄宗旧事而作。此时距安史之乱（755-763年）仅四十余年，唐朝中央权威衰落，藩镇割据加剧。白居易通过这段宫廷秘史，隐含对盛唐衰落的反思。陈鸿同期所作《长恨歌传》明确点出“惩尤物，窒乱阶”的讽喻意图。

2. 历史素材的文学化处理

诗中情节多取材于两《唐书》及民间传说，但存在艺术重构：

马嵬之变：史载杨贵妃被缢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诗中则描绘“花钿委地无人收”的凄美场景；

方士寻魂：史无玄宗遣方士记载，实融合汉武帝李夫人故事（《汉书·外戚传》）与道教仙境观念；

时间压缩：将安史之乱爆发（755年）至玄宗驾崩（762年）跨度浓缩为爱情叙事线索。

3. 新乐府运动的实践典范

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长恨歌》虽非严格乐府诗，但体现其叙事诗革新：

语言通俗化：采用“骊宫高处入青云”“温泉水滑洗凝脂”等铺陈句式，突破宫廷诗的典重；

双重主题性：表层是爱情讴歌，深层暗含“女色误国”传统政治，与《琵琶行》的“天涯沦落”形成互文。

4. 历史与文学的张力

宋代以降学者对诗中史实多有考证：

洪迈《容斋随笔》指摘“七月七日长生殿”不合唐代宫廷礼制（玄宗寝殿在飞霜殿）；

清代赵翼《瓯北诗话》则认为“诗人赋咏，多不以实录相绳”，肯定其“情文相生”的艺术价值。

5. 与《琵琶行》的创作关联

两诗均为白居易叙事诗巅峰之作，共同特点包括：

以底层视角观照权贵：杨贵妃与琵琶女皆被塑造为时代悲剧承载者；

音律化叙事：平仄转换与顶真手法（如“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增强音乐性。

需要指出，中晚唐对玄宗故事的再创作形成文化现象，除《长恨歌》外，郑嵎《津阳门诗》、杜牧《过华清宫》等均参与构建了这一历史记忆。白居易的选择性书写，实际反映了士人阶层对开元盛世的复杂态度——既有对辉煌文化的追慕，又包含对权力放纵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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