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其编纂过程历时十余年，涉及政治、学术、文化等多个层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以下是其编纂过程及相关背景的详细分析：

1. 编纂背景与动因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帝下诏征集全国图书，名义上为“稽古右文”，实则包含政治目的：一方面通过整理典籍彰显盛世文治，另一方面借机审查、销毁不利于清廷统治的书籍。此前的（如《南山集》案）已为思想控制奠定基础，而《四库全书》的编纂进一步将文化工程与政治管控结合。

2. 组织机构与人员配置

乾隆设立四库全书馆，由皇六子永瑢等皇族领衔，实际主持者为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学者。参与编纂的官员及学者达360余人，包括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汉学大家。编纂团队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校勘，每部设总纂官，下设分校官、纂修官等职，形成严密的学术分工体系。

3. 文献征集与筛选流程

全国各省呈送图书逾1.3万种，除宫廷藏书（如武英殿本）外，还收录私人进献本（如宁波天一阁藏书）。编纂过程中对书籍进行严格审查：凡涉及反清、夷夏之辨或违禁内容者，或抽毁（如《国史考异》删改数十处），或全毁（约3000种书籍被禁），仅保留符合正统思想的内容。同时，对入选书籍撰写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形成系统的学术评价。

4. 编纂方法与学术特色

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下设44类67子目，体现传统知识体系。校勘上以汉学考据为主，注重版本比对（如宋元善本），但亦因政治干预导致部分文本失真。编纂期间产生的副产品如《永乐大典》辑佚本（385种），抢救了大量散佚文献。

5. 抄录与贮藏制度

全书共抄写7部，分藏文渊阁（北京）、文溯阁（沈阳）、文津阁（承德）、文澜阁（杭州）等七阁，每部约8亿字，装帧采用绢面包背装。抄写人员由保举选拔，要求楷书工整，错误率控制在每日千字内。南三阁（文宗、文汇、文澜）允许士子抄阅，推动学术传播。

6. 历史影响与争议

正面看，《四库全书》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文献，其分类法与提要为目录学典范；看，销毁书籍的数量远超收录（据《禁毁书目》统计），造成文化断层。晚清学者章太炎斥其“寓禁于征”，现代研究者亦指出其对思想自由的压制。

7. 后续流传与补遗工作

现存四部完整抄本（文渊、文津、文溯、文澜阁补抄本），20世纪以来影印出版多种版本。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民国《续修四库全书》等对原书缺漏有所弥补，但被毁书籍的损失已不可逆。

《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是古典学术的集大成，也是皇权干预文化的典型案例，其双重性至今仍引发学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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