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刺赵报主恩

豫让刺赵襄子是春秋末期晋国历史上著名的侠义故事，展现了先秦时期"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以下是基于《史记·刺客列传》等史料的详细分析：

一、历史背景与人物关系

1. 豫让是晋卿智伯（智瑶）的家臣，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晋国六卿争霸时期。当时智伯联合韩、魏围攻赵襄子，反被三家联合灭族（前453年）。

2. 赵襄子（名无恤）深恨智伯，将其头骨涂漆作饮器。这种行为在先秦是极端的侮辱，《战国策》记载此举引发豫让"士可杀不可辱"的愤怒。

二、豫让的复仇行动

1. 首次刺杀：豫让伪装成刑人（受刑的奴隶），混入赵襄子宫中修厕所。因赵襄子心有所感被识破，但赵感其忠义将其释放。

2. 自残改貌：为突破戒备，豫让"漆身为厉（癞疮），吞炭为哑"，连妻子都无法辨认，展现出极端的精神意志。友人劝他假意投靠赵氏再行刺，被他以"不二心"拒绝。

3. 桥下埋伏：得知赵襄子出行路线，豫让藏身汾桥下。马惊预警再度被擒，但赵襄子感叹："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

三、思想文化内涵

1. 侠义精神的典型：豫让提出"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的价值观，与后世"以德报德"的观相通。其复仇不仅是个人行为，更包含对"君臣之义"的诠释。

2. 刺客文化的雏形：豫让与专诸、聂政等共同构成《刺客列传》的核心案例，司马迁评价"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

3. 失败的精神胜利：临终前求得赵襄子衣物，三跃而刺之象征性完成复仇，这种仪式化行为成为后世"殉道精神"的文化原型。

四、历史影响与争议

1. 赵襄子虽为政治对手，但多次宽恕豫让，反映春秋末期贵族对"义"的推崇。这与战国后期渐趋功利的政治形成对比。

2. 东汉王充《论衡》批评豫让"不能见几而作"，但同时也承认其气节。宋代苏轼在《豫让论》中提出"不能扶危于未乱"的儒家式批评。

3. 现古发现，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存有豫让桥遗址，清乾隆年间《太原县志》记载其具置在汾水之上。

该事件揭示先秦社会从血缘宗法向个人价值认同的转型，豫让对"报恩"的实践比儒家"君君臣臣"更强调个体选择，成为后世"知遇之恩"的文化符号。其行为虽含暴力成分，但在礼崩乐坏的时代，用极端方式维护了精神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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